梅約翰主編《轉識：瑜伽行派在現代中國》出版

在從日本重新引入一系列佚文之后，已被忽略了幾個世紀的瑜伽行派——一個復雜的、技術性的、重在分析意識的佛教哲學流派——在現代中國重新掀起了一波引人入勝的浪潮。瑜伽行派思想為致力于研究現代性諸方面的各派學界人物及其課題都提供了重要的資源，這些學人不盡然是俗家和出家的佛教學者，其中也有新儒家的思想家。盡管瑜伽學派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專攻這一題目的著作迄今卻仍付闕如，其涉及的學者和論題范圍極廣，令人望而卻步，無疑是一大障礙。為克服這一障礙，梅約翰組織了一個多元化的國際性學者團體，進行了長達三年的系列研討，完成了《轉識：瑜伽行派在現代中國》（Transforming Consciousness: yogācāra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一書（下簡稱《轉識》）。該書既綜觀全面，又高度整合，不單是一部論文集，更是一項合作工程的成果。

全書共包括十二篇論文，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討論現代中國經驗在印度與日本的根源。約翰·帕爾（John Power）的論文對瑜伽學派的思想基礎進行了明白曉暢的啟蒙介紹，任何尚未熟悉該傳統的讀者都會感激它。約翰·喬根森（John Jorgenson）的文章則將讀者帶回了晚清，以章太炎為透鏡，考察現代瑜伽行派運動的興起。喬根森超越了傳統敘述中的看法，認為不光是佚文的發現激發了對中國的興趣，日本的佛學研究及其改良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

第二部分開始探討中國對瑜伽行派思想的早期援用。斯考特·佩希（Scott Pacey）關于譚嗣同的論文，證明了譚氏參與科學研究和提出烏托邦理想的關鍵正在于瑜伽行派的意識體系結構。譚嗣同的思想遺產雖在細節方面被迅速地取而代之，但在佛教改良主義中還保有生命力。維倫·默西（Viren Murthy）關于章太炎的論文是全書中最具理論導向的一篇，他認為章氏的思想是對源自全球資本主義結構的二律背反的一次回應。默西在章太炎對莊子的評注中看到了一項解放性的工程，即運用瑜伽行派的認識論，來維護被納入普遍性霸權中的特殊個體。

第三部分考察瑜伽行派在佛教與科學的遭遇中所起到的作用。斯考特·佩希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討論了太虛，一位修行改革的領袖。佩希通過幾個例子指出，太虛援用瑜伽行派思想，論述佛教不僅能夠和西方科學及哲學兼容，更能超越它們的局限，糾正它們的偏頗，從而證明了佛教是現代的。埃里克·哈默斯通（Erik Hammerstrom）的文章集中關注心理學，說明將復雜的精神過程局限于大腦某個具體區域的科學嘗試的失敗，為太虛首個佛學院所牽涉的佛教思想家們開拓了空間，讓他們得以運用瑜伽行派思想，針對記憶、直覺和行為進行前沿性的爭論。哈默斯通將這一群體稱為“武昌學派”，以強調他們工作的協同性，并發現了通常被太虛所遮蔽的聲音。
第四部分所討論的是新儒家中的瑜伽行派。蒂里·梅納德（Thierry Meynard）聲稱，梁漱溟在瑜伽行派的認識論中發現了一種預示康德思想的對理性之局限的批評，還有一種令他轉向儒學的倫理超越。梅納德認為，梁氏的思想針對理性進行自反性批判，并將道德倫理分化出來作為一個獨立領域，這顯然是現代的；而就其堅信批判理性會開啟超凡卓越的本體經驗這一點而言，顯然又是佛教的。梅約翰的論文轉向了對熊十力的考察。許多人認為熊十力對瑜伽行派的批評證明佛教在他的思想中只是陪襯角色，而梅約翰卻辯稱它居于中心地位。梅約翰認為，熊十力廣為人知的儒家思想觀念和對瑜伽行派的批評其實是相通的，他的批評將瑜伽行派看作是對《大乘起信論》和自然緣起論（the doctrine of nature origination）所體現的中觀學派關于“空”的辯證法（the Madhyamaka dialectics of emptiness）的詳細闡釋。

第五部分考察了知識分子們恢復“正統佛教”（genuine Buddhism）的嘗試。艾瓦勒·阿維夫（Eyal Aviv）在論文中反駁了對學者歐陽竟無的偏見。阿維夫指出，歐陽雖然經常被描述為“宗派主義而好辯”的，但他的觀點其實頗為微妙，并在中外傳統之間的復雜對話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發展。接下來是兩篇關于呂澂的文章。丹·路斯特豪斯（Dan Lusthaus）援用一系列的例子說明，呂澂將“正統佛教”理解為一種建立于合法文獻之上，致力于排除錯誤的推理模式，并且把這一模式置于在印度、西藏和日本發現新文獻與佚文，并與歷史和哲學批評的新形式邂逅的語境中。林鎮國的論文強調了呂澂的哲學成就，但他認為呂氏的文本批評并非對自身負責，而是服務于“本覺”（Original Enlightenment）的哲學批評，覺得后者限制了社會的進步。 

第六部分“尾聲”只包括杰森·克萊沃（Jason Clower）的一篇論文?？巳R沃力圖揭示瑜伽行派在以牟宗三為初始代表的新儒家當中的衰落之勢。在他看來，知識和情感方面的因素都起了作用。在知識層面上，牟宗三將瑜伽行派看作一種業已失效的力量，其見解已經被中國思想所消化吸收；在情感層面上，牟宗三為文化民族主義的莫名憤慨所驅使，專注于與西方的對抗，在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當中，一門印度哲學是無關緊要的。

統而言之，這些論文都致力于在梅約翰在序言中著重指出的一項任務，“要說明瑜伽行派思想作為一次現代化挑戰之回應的性質和重要意義……以及其對現代中國哲學思想的廣泛影響”?？傮w來說，這些論文都十分出色，每一篇都為我們對這個時代的理解做出了貢獻，但不同的讀者無疑會希望選集的格局變得有些不一樣。一些人也許希望看到沿襲默西論文的路徑，更加專注于理論的論文；另一些則可能期待哈默斯通和喬根森的論文所展現的科研機構和社會的關系網絡能獲得更多的關注。然而，沒有哪本書能做到無所不包，尤其是一部開先河之作?！掇D識》將會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研究奠定出發點和方向。它屬于現代佛教、儒學和中國思想史學者的書架，也會出現在這些領域的研究生的閱讀清單上。然而，除了那些最聰明、最堅定的學生之外，這部書的許多章節對研究生來說還是過于艱深了，雖然其中有些內容也可以用于課堂教學。